□ 本報記者 張昊

近年來，平臺經濟迅速發展，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網約車駕駛員、貨車司機、互聯網營銷師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數量大幅增加，與此同時，一些企業管理用工模式發生轉變，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對獲得勞動權益保障的需求越發凸顯。

“我是外賣騎手，員工關系被網絡公司層層轉包，公司拖欠工資，怎么辦”“網絡主播為公司帶貨，雙方是否存在勞動關系”……在網絡社交平臺上，不難看到一些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存在涉勞動關系和職業保障方面的困惑。

《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健全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業形態人員社保制度”。

勞動爭議的妥善化解，不僅關系到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保護，更與經濟社會發展大局息息相關。日漸多元的新就業模式，產生了哪些勞動權益保障需求？人民法院如何加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與此同時，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和平臺經濟發展如何平衡？《法治日報》記者圍繞這些話題展開了采訪。

用工模式更加隱蔽

為校準新就業形態勞資關系“天平”，人民法院深入研究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面對的情況，精準發現問題。

今年5月，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發布了《2021—2023年新就業形態用工糾紛案件審判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白皮書》顯示，2021年至2023年，南京法院共審結新業態用工糾紛案件257件。案件數量較為集中的新就業形態類型為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主播、網約貨車司機等零工職位。

《白皮書》顯示，此類案件中涉及多方主體的案件有201件，占比達78.21%。其中，多方訴訟主體的身份有從業者、平臺、平臺合作企業、品牌加盟/承包/分包企業、勞務外包企業、勞務派遣企業及上述企業的關聯企業等。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五庭法官劉懿以配送行業為例介紹說，平臺合作商往往將配送業務層層外包給各類業務外包公司，拉長用工鏈條，并指示從業者與素未謀面的外包公司或其關聯公司簽訂承攬合同、合作合同等，讓從業者與外包公司或其關聯公司建立一般民事合作關系。

記者了解到，部分平臺合作企業讓從業者“自愿”注冊成為個體工商戶，由外包企業或其關聯企業以“承攬費”“服務費”的名義向從業者發放工資。部分行業自行開發了App，要求從業者以零工或外包企業員工身份登記注冊、并與之建立“合作關系”的方式用工。該類用工模式更加隱蔽，易引發糾紛。此外，新業態勞動者在訴訟過程中呈現出找尋責任主體難、舉證能力弱的問題。

部門協同保障權益

面對新情況，如何更好地保障新業態勞動者合法權益？劉懿說：“需要多部門協同合作。”

結合司法審判實踐，劉懿給出了對策建議，優先重點解決當前新業態勞動者面臨的如扣罰薪資、職業傷害保障、超時加班等突出問題；堅持把非訴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建立健全矛盾多元化解機制，推動行業工會的建設，完善行業集體協商機制；積極發揮行業工會在算法規制、提成標準、休息休假、惡劣天氣補償、職業傷害參保等方面的對話協商作用，從源頭化解新業態用工領域矛盾多發誘因，構建新業態用工者與勞動者之間的和諧關系。

據了解，多部門協作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建起“一站式”糾紛解決的暖心“驛站”的工作模式正在全國各地展開。

今年5月，江西省首家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司法權益保護基地在位于南昌市青山湖區的江西流量經濟產業園內揭牌，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與企業之間因勞動報酬、獎懲、休假、職業傷害等勞動糾紛提供“一站式”糾紛解決服務。

今年7月，江蘇省蘇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蘇州市委社會工作部、蘇州市委兩新工委等多部門聯合設立的蘇州市新就業形態勞動糾紛一站式調解中心暨新就業形態勞動糾紛“融訴驛站”（融合法庭）揭牌，進一步強化多部門協同合作，實現各類調解銜接聯動，推動新就業形態勞動糾紛一體化解。

浙江法院在各地總工會、勞動爭議調處中心、勞動仲裁院等設置“共享法庭”，實現調解、仲裁、訴訟、法援、執行等環節的無縫對接，為勞動者提供更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務，讓勞動者權益保障更有力。

自2022年6月1日長春互聯網法庭開始受理案件后，吉林省范圍內的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勞動爭議案件由長春互聯網法庭受理。

“互聯網法庭特別便利，立案、審理等訴訟程序均在網上辦理。也就是說，當事人有一部智能手機就可以起訴，維護自己的權益。”長春互聯網法庭庭長李爽說。

堅持“雙保護”理念

今年7月，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涉多元用工勞動爭議案件審理情況并發布典型案例，其中就有兩件為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護案件。

今年2月的一天，11名勞動者來到朝陽區法院起訴某網約車平臺運營公司，即某科技公司。他們主張，2020年入職某科技公司后，通過該公司管理的App接單，從事司機工作，并通過簽訂“駕駛員服務標準細則”等文件、加入“排班調度微信群”等方式接受某科技公司的統一管理。

之后，某科技公司突然無故關閉他們的接單賬號，勞動者無法繼續接單工作，于是訴請法院認定該科技公司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要求該公司支付拖欠工資、違法解除勞動關系賠償金等。

如何有效化解批量新就業形態勞資糾紛？“要實現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和平臺經濟發展‘雙保護’。”朝陽區法院立案庭副庭長汪洋說。

汪洋介紹說，朝陽區法院選派審判經驗豐富的資深法官與調解能力突出的青年法官組成合議庭。法官迅速組織庭審工作，引導當事人充分表達意見、提交證據，梳理案件爭議焦點和疑難問題，結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布的針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保護的“兩指引一指南”精神，開展了全流程調解。

“在法官的努力下，該批11起案件全部達成調解，為勞動者挽回損失共26萬余元。同時，就案件審理中暴露出的企業用工管理問題發送司法建議并抄送同級工會，建議企業應進一步圍繞強化社會責任承擔、提升管理精細化水平、加強對勞動者的人文關懷等方面完善機制，從源頭避免糾紛產生。”汪洋說。朝陽區總工會也向相關平臺企業發送《工會勞動法律監督提示函》，目前該平臺企業已經按照調解金額全部自動履行。

整體而言，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和平臺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如何平衡？對此，劉懿說，司法審判實踐中要貫徹最高人民法院、人社部等八部門發布的《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為穩定就業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等相關規定的要求，在司法裁判中堅持“雙保護”司法理念。

“一方面，充分重視新業態勞動者對于合法權益的需求，針對新業態用工中超時工作等情況，通過司法手段予以規制，引導新業態用工合法運行；另一方面，鼓勵新業態用工者不斷創新經營模式，尊重并保護其賴以發展及維持競爭優勢的‘自由’‘靈活’用工方式，準確認定勞動關系及其他法律關系，合理認定平臺企業責任，促進新業態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劉懿說。